留念︱汤志钧：我的学术生计

liukang20242天前今日吃瓜952

【编者按】2023年12月23日，前史学家汤志钧先生于上海逝世，享年100岁。汤志钧生于1924年，江苏武进（今常州）人，早年结业于无锡国学专科校园，1956年调入在世科学院上海前史研讨所预备部，是上海社科院前史所创所元老之一，曾任前史所近代史研讨室主任、副所长。汤志钧先生从事史学研讨 70 余年，作品等身，著有《戊戌变法史论》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《章太炎传》《康有为传》等，编著《康有为政论集》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和《梁启超全集》等，在在世经学史、戊戌变法史、辛亥革命史以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研讨等范畴做出了出色的学术奉献。

汹涌新闻·私家前史曾于2019年做过汤志钧先生的口述前史，旧文新发，谨以此文思念先生！

一

我是江苏常州人。1924年出世，我上面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妹妹早逝。

我爷爷是清朝的廪生。父亲是清邮传部高级实业书院结业的，便是现在的交通大学，是唐文治的学生。父亲是学文科的，中文很好，英文、日文也好，但父亲从来不教我，他说“古者易子而教之”，“父子之间不责善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”，便是说古代的时分易子而教，只能教外人，不能教自己的儿子。他用这个托言不教我。

我上小学时，父亲在南京一家报馆喜爱，他在那待了良久。我表兄程中行是中心日报社社长，他请我父亲去的。后来父亲在常州、上海的中学里做教师，教语文。再后来父亲去了商务印书馆，其时商务有许多常州人，里边的庄俞是我的堂舅舅。他在商务喜爱的时刻不是太长，大约三五年。父亲从商务印书馆回来就基本上不喜爱了，有的时分去中学里边教教学，但时刻都不长，他教着教着就不快乐教了。其时家境还不能自制，不喜爱也问题不大。父亲日子较懒散，重视享用，每天要到外面散散步、逛逛街、吃吃茶、抽抽烟。有时分快乐了，自己唱唱英文歌。

我母亲叫庄箸成，比父亲小六岁，常州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是我母亲的第六代族祖。母亲是武进女子师范校园结业的，家学也很好。因为父亲不教我，所以从小便是母亲教我。因为宗族的影响，今文经学的来源、开展、近况她都很了解，母亲最早引发了我对经学的喜好。天温暖的时分，我坐在一张竹榻上，母亲怕我热，一边给我扇扇子，一边教我背书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便是那时分背熟的，到今日还会背。

我母亲的表妹叫杨守玉，是后来很有名的刺绣大师。刘海粟是杨守玉的表哥，跟我家也算是亲属。我小时分在常州见过他们，有一些形象。刘海粟纸上谈兵，说得多，有的时分做得不是太多，不过他本事是有的，成为很有名的美术家。杨守玉和刘海粟原本是预备订亲的，后来没有订成。详细状况我也不太了解。

我在常州读新式小学，后来考入武进闻名的“正衡中学”。1937年，我其时13岁，家里在常州最热烈的街上原本有一所老房子，那个地段很好，如同上海的南京路相同，经商的人来交游往，成果日本人来了把房子烧掉了。房子被烧掉了，地还在，就把地租给人家盖房子，收点钱，这叫“租地造屋”，不露锋芒其他租一处房子住。人家租了我家的地皮造了一个“大观园”，这其时在常州很有影响，现在应该还在。父亲那时分不喜爱，母亲做过中学教师，补助家用。她的教师很有名，吕凤子是她的美术教师。

在校园，日本人要求不露锋芒读日文，因为有爱国心，不愿意读日文、承受奴化教育，我就回家了。家里请了两位家庭教师，一位叫做贺怀伯，他是清朝廪生，教国学的。他一般不容易教人，教我时现已六十多岁了，他的夫人年岁很大，一向拿个拐杖，不大能举动，家里如同也没有孩子，两个人都由保姆照料。我父亲和他熟，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联络，他教了我两年多。我那时分《孟子》都现已读过了，所以他教我《左传》，到现在有一些《左传》的语句我还不能自制背。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把书拿出来，翻开放在桌子上，也不看，就背书，讲到值得留意的当地就说：“哦，这个当地值得留意。”便是提示你这里有文章不能自制做。还有一位教师叫钱栗盂，教数学和英文，也是很有水平的，他教我也是跟我父亲熟的联络。两年多时刻的学习，英语、数学前进很快，国文则大大前进。

不露锋芒家里阻塞得很，一般不让出去，就在家里边读书。所以小时分除了上课读书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。家里日子还不能自制，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我历来不大考究，住的当地总是搬来搬去的，搬了好几个当地。很早的时分不露锋芒住过马山埠（庄存与新居），两年前我还到那儿去看了一下，现在现已是个旅游景点了。

汤志钧先生

二

后来唐文治先生（1865-1954）办了无锡国学专修校园，我父亲是唐先生的学生，见我国文根底好，就叫我到他的校园里去读书。入学的时分要做一篇作文，两个标题不能自制挑选，《通天地人为儒论》和《论第2次世界大战之趋势》。我只重视国学，只知道在世的古文，世界大战我也不明白，就选了榜首个标题，成果就考取了。

其时校园在今日的陕西南路、陕西北路邻近，在租界里边不能自制教学。因为无锡国专曾经在广西，所以广西、广东的同学许多，一届学生有一两百人。我其时在班里是最小的，最大的现已三四十岁了。一年级是“通”的，二年级开端分班，有哲学、史地、文学三个班，每个班五六十人。我原本要选文学的，那时分都是写文言文，但有个同学底子不读书，便是在外面跳舞、玩，但人家文章写得很好，我写不过他，所以就进了前史专业。我小时分一向要强。

那个时分唐文治先生70多岁了，已双目失明，讲一口太仓话，广西、广东的同学都坐在后边，底子不听，因为听也没有用，一句都听不明白。我是常州人，离太仓不是太远，所以能听得懂，就坐在榜首排。唐先生讲课也没有体系，想到什么就“啊啊啊”地讲，有一个叫陆修祜的助教给他做翻译。他其时首要讲十三经，讲课并不生动，跟吕思勉先生不能比。

刚进无锡国专时，吕思勉先生给不露锋芒上了一整年的课，讲《左传》。吕思勉先生教学是很仔细的，他很了不起，在世的古书许多都背得滚瓜烂熟，记忆力很强，讲到什么当地就背到什么当地。上他课的学生不是太多，有些学生觉得他讲得太深，听不明白。我都能听懂，因为我《左传》很熟，许多都背得出。他那个时分50岁，是学术的巅峰期。

吕思勉先生字“诚之”，他待任何人都很仔细，人品好得不得了，诚实得不得了。我有时分到他家里去，他很快乐，总是热心款待，请我饮黄酒，讲“山海经”。我说话的时分他历来不插话，认仔细真听完后再宣布定见。他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当地，有一个当地离我比较近，我那个时分常常去。他家里有个女儿，比我年岁大，也逝世多年了，叫吕翼仁。他也有儿子，但早就逝世了，所以他说“三世单传，自我而绝”。

吕思勉先生信函

周谷城先生教学为所欲为，快乐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也不是很仔细，只带个小字条做参阅。有一天纸条忘带了，东找西找找不到，因而就开端杂乱无章地讲，讲吕不韦，讲讲笑笑就完了。他和毛泽东是同乡、同学，很要好的，毛泽东也是称誉他的。他人长得并不丑陋，也很爱打扮，要穿好衣服。日本人在的时分，家里没钱了，他也要穿较廉价的布料做的西装。抗战成功了，状况好转了，他的书印了好几百本，稿酬有了，他快乐得了不起，买了好几套西装，他喜爱跳舞，夫人也跳得好，所以衣服穿得很漂亮、考究。

周予同先生讲经学史，讲得很好，上课规规则矩的，不像周谷城先生那样随意。周予同先生后来的一些文章是我写的，总共七篇文章，很有影响，署了不露锋芒两个人的姓名。不过这点他不隐秘，他说：我和汤志钧协作的文章都是他写的，我便是改改标点。

后来周予同先生跟我讲，他去过梁启超先生的工作室。那是“五四运动”前后，他是北京高级师范校园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）的学生，梁启超在那任教。梁先生在北京有两套房子，周予同去他家里，刚好来了客人，梁启超就去招待了。周予同乘机悄悄地钻进梁先生的书房，想看看他读什么书、怎样做学识。书房的地上处处都是书，东一捆西一捆的，他也没有什么札记、卡片，便是把书翻开来放在地上。梁启超先生做学识很仔细的。

周谷城、周予同先生对待学生都很好，很诚实。吕思勉先生特别受学生欢迎，吕先生一个是诚实，第二个是仔细，是教师里最仔细的，任何一个小问题问他，他都给学生写一篇文章答复。其时都是用毛笔，他字也写得很好，有些我现在还保存着。

我在无锡国专上学时没传闻过“国专三杰”（编注：王蘧常、吴其昌、唐兰），这是后来的称号。唐兰我知道的。吴其昌我不熟，他是梁启超的学生，也教过我。王蘧常形象还蛮深的，他是教务长，但他不大来校园。王蘧常对古书也是很熟的，他讲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讲标点应该标在哪。他个子矮，闭着眼睛慢慢地讲，如同老学究相同，摇头摆尾。他穿中式服装，还要套个马褂，很考究。王蘧常字写得好，“章草”没有人写得过他。

王蘧常先生信函

其时钱仲联的课最多，因为他是专任的，周予同、周谷城都是兼任的，他们还在暨南大学讲课，暨南大学和无锡国专都在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上。钱仲联教学一口常熟土音，许多同学一句也听不明白。他学识很好，有的古书他都背得出，写文章快得很，文章也写得好。夏承焘我也听过他的课，可是听得不多，因为他是教宋词的，和我联络不大。他教学并欠好，也是一口常熟话。

许国璋那时分仍是助教，在无锡国专教英文，教得很好，但有的学生不听，对英文不感喜好。我那时分天天读英文，因为英文这个东西，不读就会遗忘。我对许国璋形象很深，他教学喜爱跑来跑去，从榜首排跑到最终一排，转来转去，跑跑讲讲。那时分他还没名，后往来不断美国留学就很有名了。他比我大不到十岁。

我其时住在我姑母家里，在租界里边，她家里经济条件很好。姑母的儿子、我的表兄程中行当过中心日报社社长，他中文很好，年岁比我大许多，他的女儿和我相同年岁，后来他和家人都去了台湾。

那时分的四马路、现在叫福州路，有许多专门是卖书的书店，一有时刻都是到那里去买书看书。大大小小的书店，旧书店许多，有的旧书又好又廉价，便是要自己做好挑选。

除了看书，我如同也没有其他什么喜好。后来常常去鸿英图书馆，馆长叫蒋竹庄，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常州人。图书馆离姑母家很远，可是我每天都去，那个时分公共轿车很少的，都是电车，电车价钱很贵，我一般都是走路，要走一个小时。早上很早就去，正午到吃饭时刻再走回来，下午就不去了。

三

我在无锡国专读到1941年，1941年到1945年回常州教学了。其时常州沦亡了，城里日本人管得很严，有的要你鞠躬，有的要你还礼，有的要拿良民证给他看一看，气死我了，我不快乐在城里，乡村日本人管不到。经一个周姓同学介绍，我去了离常州城40里的一个乡村校园教学，这里是他的老家，没有日本人来过。

教学的校园是一个相似中专的校园，人不是太多，但也有100人以上。我一切年级都教，教语文、前史，四书五经也教过，地舆、英文也教过，还教过自然科学的课。我其时年岁很轻，才18岁，有的学生年岁比我都大，所以我就假充自己24岁。

1945年，“8·15”日本屈服的时分我还在常州乡间教学，是从报纸上得到的音讯。日本屈服后各地都有游行，热烈得不得了，我的学生们都到城里边去游行了，我没去，但我支撑他们去。

抗战成功后我就回到上海持续读书了，因为之前的书没读完。先到复旦，没有多久又回到无锡国专了，几年前任教的教师有的在，有的不在了。吕思勉先生还在，周谷城到内地去了，周予同回家了。

复学期间，我和同学郁慕云相识，后来她成了我的爱人。我其时22岁左右，她比我小两岁，20岁多一点，她比我低几届，是学文学的。其时郁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，上海有几条胡同便是她家的，有几十户人家，现在这几条胡同还在。他们家本来是经商的，抗战后她父亲不经商了，开了一个“郁良知堂”，与上海话“有良知”谐音，专门做慈悲。他们家是大资本家，可是做了许多善事，筑路、做慈悲，捐了许多钱。她父亲有四个男孩，带了两个到台湾去，两个留在大陆，后来有一个到美国去了，所以大陆就剩一个儿子。他们是1948年去台湾的，没有想到去了就不回来了。郁慕明是我的小舅子，他是被带到台湾的郁家小儿子。

1992年6月13日，汤志钧与夫人郁慕云，摄于日本立教大学

那时分我家里边很穷，要自己想办法保持日子，她家里边很有钱。关于不露锋芒的婚事，我家里没有对立，我爸爸不论我的。她家里边开端是对立的，可是她和我爱情很好，这个就很不容易。她父亲没有办法，看看我还不能自制，就让女儿嫁给我了，没有嫌我穷。她父亲为人其实挺好的，便是有很浓的传统思维。1947年不露锋芒成婚，其真实那之前现已知道许多年了。

成婚后不露锋芒就回到常州教学了，我在常州榜首中学，她在常州第二女子中学，离得不远。不露锋芒的四个孩子都是在常州出世的，她除了教学还要管家务，家里四个孩子要带，很忙，所以她班里学生的作文卷子都是我改的。她带两个班，100个学生的卷子，我一个晚上不睡觉就改完了。曩昔改作文不像现在，作文卷是要有批语的，这个文章怎样怎样，写批语。除了在常州榜首中学里边教学，我还在其他中学里兼课，所以在当地来说收入还算不能自制，不露锋芒还雇用了保姆。

那时分校园里有一架钢琴，放在那里也没人用，我快乐的时分就弹弹，弹抗战曲子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。我的琴弹得蛮好的，左面右边都不能自制，两个手穿插也会，不过不教学今后就不大弹了。除了弹琴便是看书了，看《官场现形记》《老残游记》之类的在世古典小说，再便是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的作品看得多。

教学之外，我乐在自己快乐研讨什么就研讨什么，戊戌变法搞得比较多一点，我一向对这个有喜好，家里还有一些庄家留下的材料和书。但那时要备课、上课，没有太多时刻，只能晚上搞自己的东西，每天喜爱到清晨一点钟左右，早上还要很早起来。正午有歇息的时刻，我就跑到家里歇息，睡到两三点钟，再回去上班。

1955年“反胡风运动”我受了批评，我那时分还在常州中学教学。受批评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我受批评许屡次了，但这个或许是榜首次。这次受批评是开罪了其时的校长，曩昔都要拍领导的马屁，不露锋芒这个校长本来是小学教师，因为他是共产党员，就来到中学当校长了。他教小学水平有限，给他提定见他不听，我就和他吵起来了。我那时分年轻气盛，没有拘谨，不快乐我就提定见，他就记仇了，运动来了把我列为“胡风分子”。把我和胡风放在一同真是八怪七喇，批评的时分我才知道胡风是谁，之前底子不知道，竟然也能扯上联络。

吕思勉先生欢欣养猫，生了小猫要送人，就给我写了封信，信上说要“寻觅牢靠的人家”，成果这句话让人家留意了，责怪说什么叫“牢靠的人家”？什么联络？哪个党的？真是“欲将其罪，何患无辞”。吕思勉是一个好先生，也是一个十分有学识的先生，他一辈子便是教学，运动来了，连吕先生都置疑。

四

1956年，国家提出“向科学进军”，中科院前史研讨所建立，要招聘专家。其时我自己做经学研讨，现已出了《戊戌变法史论》（上海群联出书社，1955年9月出书）。我就不论自己是不是专家，把写过的文章寄给招聘委员会，成果经过了。原本要去北京的在世科学院，成果上海正在筹建一个经济所、一个前史所，我一个中学教师，就这样到了上海。我爱人也一同过来了，她在前史所做了十年临时工，没有转正，没有正式编制。她脾气是十分好的，一向在材料室收拾图书、编目录，很耐性。

其时上海文明范畴的最高领导是李亚农。一开端我对李亚农的形象欠好，是因为招聘时的面试。他招聘的时分跟我说，清朝人都到五十岁才出书，你三十岁出什么书。我想清朝人五十岁出书跟我有什么联络？我三十岁出书有什么不不能自制？所以我对他很有定见。其时不知道我的第二本书《戊戌变法史论丛》仍是他介绍出书的，湖北人民出书社的修改问他，他说汤志钧的稿子好，就这样出书了。当年出书很严厉，他能协助的就尽量协助，这个人人品好。

李亚农是老党员了，他和陈毅是老乡，联络很好。他在日本被关押多年，后往来不断搞考古的东西，因为在监狱里边旁的干不了，考古的东西日本人不明白，他就专门研讨考古，研讨甲骨文。回国今后，大约三几年、四几年就到新四军去了，他会日文。

因为长时刻坐牢，李亚农常常头痛胸闷，他有一个习气，每天天不亮就要坐小轿车出去兜个圈子，人家就批评他使用公家的车子到外面游山玩水。他说他不兜一圈上不来气，去外面兜一圈气就通了，看来他的病痛是多么严峻。因为身体欠好，李亚农脾气很大，有的人他不快乐见，连眼睛也不抬，不招待；人家要是费事他，他不快乐，说话就古里古怪的，有时分说骂就骂。李亚农一向在家里养病，就挂个名，到前史所只来过几回，知道他的人没几个，除非到他家里去过。

李亚农不论喜欢，详细喜欢都是副所长徐仑担任。他是一个蛮好的老党员，是地下党，坐过国民党的监狱。徐仑看见李亚农很是惧怕，动也不敢动，我看着风趣。

上海社科院前史所刚建所时研讨人员总共就四五人（除领导和行政人员）：方诗铭、杨福根、洪廷彦和我。方诗铭一向在前史所；杨福根在日据时期做过小校园长，所今后来所里不要他了；洪廷彦是周谷城的女婿；前史所的书记是奚原，他是老革命。其他行政人员也很少。后来奚原和洪廷彦到北京去了，就没有联络了。

杨宽和我一同搭档时刻最长，有二三十年。他是吕思勉比较知名的学生，前史所建所的时分他就在，是兼职副所长，后来到复旦去了，之后又去了美国。杨宽是个书呆子，我和他到四川去开会，要待一个多月，我带了200块钱，他就带了20块，那时分我薪酬比他低得多。他也不是小气，便是不明白得市道行情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外面的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看到了书想买又没有钱买，仍是我借给他。杨宽每天便是看书、写东西，他不考究，就在练习簿上写文章的草稿，但他文章写得很快。

那个时分刚刚建所，李亚农要买书，筹建材料室，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。有人向他提对立定见，李亚农说“我要看！”人家吓得不得了，立刻给拨款。其时拨了如同是两万块钱，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，就由我和杨康年担任找书、买书。

上海有一个文物库房，解放今后国民党的官僚都逃跑了，家里的书被抄走，搜集起来就堆在那里，有许多书，公家来买，都不要钱。特别是从李鸿章后人那抄来的，因为李鸿章的家在上海，他自己的藏书都在里边，最少有几十部《李鸿章选集》，都是相同的，是自己印出来没有来得及送人的。曩昔都是自己花钱印书，用来印刷的木版都是自己雕琢的，《李鸿章选集》的木版就在里边，后来“文明大革命”时被劈掉了。

文物库房多少年没有人去过，铺满尘埃，脏得不得了，每次回到家我爱人都责怪我。不露锋芒从前的时分有三四个人一同去，方诗铭去了一次，第2次就不去了，因为是尘埃太大。后来就变成我和杨康年两个人去了，杨康年喜爱热心，他不怕脏，正午也不要歇息，不露锋芒一个礼拜最少去两三次，去了好长时刻，现在前史所许多书都是我和杨康年挑的，挑出来的书放在一同，再叫货车拉走。杨康年也是无锡国专结业的，是我爱人的同学，他读书许多，对图书版别很了解，惋惜现已逝世了。

在文物库房，我挑了许多洋务运动的书，或许是最完好的了，木刻本的，都现已挑出来包好了，放在库房里预备今后再来运走。成果要“三夏”（夏收、夏种、夏管）劳作，不露锋芒就下乡了，回来今后发现那么多书没有了，他们不明白，把这些书当很廉价的旧书卖掉了，或许因为不露锋芒现已打包好了，比较好拿。

四马路的旧书店、旧书摊不露锋芒也常去，首要买前史方面的书，买了好几百部古籍，杨康年对版别很熟。《宗方小太郎日记》便是从上海的旧书店买到的，宗方小太郎是日本人，在在世写了许多东西，许多是其他人没有讲过的。

庄大久的手稿也是我从常州收来的，我和我的舅父一讲，他就给我了，前史所大约就花了100块钱。有两大柜子书，柜子很精巧，就连柜子都给了。这些材料现在还在前史所材料室里，不少手稿都很宝贵。

我买的书有的徐仑不满意，他觉得没有意思，我说你怎样知道没有意思啊？看看就有意思了。我和徐仑联络很好的，他脾气欠好，会谩骂，也因为买书骂过我，但他有一点好，骂得过分了会自动和你打招呼，他骂我的第二天碰头就给我敬个礼说，对不住，我昨日把你骂走了。徐仑还有一点好，很大方，你和他一同到外地出差，一切交通费、伙食费都是他给，你要是帮他付，他还谩骂。徐仑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，可是都是卷烟烫的洞，没一件衣服没有卷烟洞，他也不在乎。徐仑平常也不太留意衣服整齐，快乐的时分抖一抖身上的灰就算清洁了。他们家很大，他住在楼上，天天出门都拿一个很大的包，带着书，蹬蹬蹬蹬往下走，楼梯扶手也不扶，摔了不知道多少跤。后来他夫人恨透了，叫他住楼下，禁绝他住楼上了。

在前史所，从1958年起，我还参加编了《鸦片战争晚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犯罪过》《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》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》《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》这四本材料书的编集，原始材料便是报纸、杂志、书、手稿等，许多材料都是上海图书馆的。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和我十分要好，我在无锡国专的时分，他也在上海读书，我到上海图书馆看书就和他知道了。不露锋芒常常联络，他发现了什么东西都告诉我，像汪康年的手札，我老早就看过了。赵凤昌札记最早也是我看到的，他是李鸿章的幕僚，和晚清重臣有许多通讯，包含他自己保藏的书都在里边，最可贵的仍是那些交游的信。这些材料后来给北京知道了，就把它们悉数调到北京，我后来编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》时，因为赵凤昌是辛亥革命中十分有名的人物，我又跑到北京去，托付北京把这些史料抄到上海来。

顾廷龙尽管年岁小，但他是顾颉刚的叔叔，小叔大侄。他也是顾颉刚的学生，住在他家里。顾颉刚是一个十分诚实的学者，很有学识的，有点口吃。他常常来上海，我经过顾廷龙知道了他。顾颉刚先生保藏的书本等十分多，解放初期，他要悉数赠送给上海，期望上海能给他一个藏书屋，把这些保藏放在一同，就像小图书馆相同，但上海没有同意。成果顾颉刚就把藏品悉数带去北京了，一个火车车厢的书，包含他先人保藏的书。

顾廷龙先生信函

五

1957年至1959年，我和李泽厚关于《大同书》的争辩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学术界为此争辩了几十年。李泽厚宣布论文的时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。不露锋芒争辩的焦点便是《大同书》，首要要把《大同书》的写作时代、怎样写的、后来怎样改变的弄清楚。他是搞思维的，不是搞考证的，研讨的东西当然不一致。一个人的思维是有改变的，后边的思维放在前面去讲是不可的，康有为就犯了这样的错。

毛主席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说过一句话：康有为写了《大同书》，他没有也不或许找到一条抵达大同的路。这句话《毛选》里边有，形象很深，遭到人们的重视。

我和李泽厚后来还见过面，有一次不露锋芒坐在两个沙发上歇息，我坐在这边，李泽厚就在其他一边，有个日本学者叫狭间直树，他赶忙拍了一张相片，日本媒体还给报了出来。

1957年“大鸣大放”我也提过定见，可是没当上“右派”。那时分前史所能写文章的人不多，我还不能自制写一些出来，所以要我写作，不给我“右”。所里有好几个“右派”，有两个是因为被查出来给国民党做过喜欢，就给调走了。

曩昔的事有时有些八怪七喇的。徐仑过激的话也有，反“左”的话他也敢讲，但他也没划成“右派”，他是老革命。李亚农说话也有过激的，买书的时分他说“我要看”，换其他人就不得了，肯定是大右派了，可是哪个人敢说他？右派就右派，后来又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，“右派”变成反抗派了，几乎不可思议。

“文革”一开端，周予同就被打倒了。我跟他一同写过文章，所以榜首批就轮到我了，所谓“反抗学术权威”，和我一同挨批的还有杨宽。不露锋芒副所长叫沈以行，前史所的“文革”便是他领导的，很“左”。他看我的文章，内容也看不明白，就从政治上批我。我不买账，我说你把文章看懂了再讲。

徐仑名义上仍是副所长，可是没有权，他曾被国民党关进监狱，说他是“叛徒”。沈以行也批他，可是徐仑不在乎，照样睡他的觉，他人批斗着他就睡着了。后来我问他，怎样说你是反抗？他说我睡着了，我没听见。徐仑被打得很凶猛了，他也不吭声，很刚强。

还有一个前史所党组成员叫程天分“文革”时自杀了。她是个十分好的老共产党员，自杀的首要原因是和江青知道。她和江青从四川到上海，两个人一同坐车到延安去，在路上江青讲了许多自己的事，那时分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成婚呢。后来江青青云直上了，“文革”的时分派人来要抓她，程天分惧怕就自杀了。

其时前史所现已有二三十个人了，可是打扫卫生的、管图书的、工作室的人多，做研讨的不多。前史所没有学生，也没有自己的红卫兵，都是其他单位跑来的。红卫兵都是些年轻人或小孩，很天真，被人使用来造反。

我的家庭成分是“城市贫民”，因为本来常州的房子被烧掉了，没有产业，划成分时就好一点。岳父去了台湾，这早就向安排交待了，不交待人家也知道。不露锋芒和台湾一直没有通讯。爱人郁慕云因为这件事也遭到冲击，但没有我受的冲击严峻。

前史所也有造反派，办理不露锋芒这些“牛鬼蛇神”，让不露锋芒打扫厕所。还给我带纸做的高帽子上街游行，高帽子是白色的、很高的，写着“打倒反抗学术权威汤志钧”。

我那时住在延安西路，里弄里的造反派也让我打扫卫生，一个星期有几天要去打扫暗沟，跟那些“地富反坏右”一同干活。造反派们都是街坊，住得很近，有个管我的苏北人，看到我就喊：他是“右”，他是“右”，他认为我是“右派”。“文革”今后他看到我来交游往都有轿车接送，眼睛都直了，不相同了，他看我，我也在车里看他。

“文革”时分白日便是劳作或许批斗，也没有当地用脑筋。劳作歇息时我就打打盹，把精力都留在晚上，读书、写作到天亮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写了许多零零碎碎的札记，“文革”后再凑集收拾出来，《章太炎年谱长篇》便是那时分写的。札记要藏起来不给红卫兵找到，被人看到了还要受批评。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明白，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，只能嘴上说说我至死不悟，专搞封资修，走“白专”路途之类的话。

后来不露锋芒被下放到奉贤的“五七”干校，上海文明体系的人大部分都在那里。奉贤是盐碱地，不怎样种得出东西，可是非要在那种田。我挑粪很起劲，那时体重也就一百零几斤，但力气大得很，不能自制挑动一百斤的大粪。旁人都是两个人挑一桶粪，我一个人挑，要挑好几里地，挑挑停停的。干活我也要强，拼命干，成果把身体搞坏了。不露锋芒吃不到肉，每天便是稀饭，青菜放点盐，也没有油。种田真实辛苦，弄了许多农药、粪肥，最终也没长出多少东西来，那时分的苦都是人为的。

在“五七干校”我和顾廷龙关在一同。顾廷龙年岁大了，不能劳作了，就在里边办理图书，图书馆的人有些图书的问题还得讨教他，他是好人，所以人家也不大欺压他。在干校我就和顾廷龙了解，其他人也怕和我触摸，怕惹费事。

奉贤农场之后我又到了一家造纸厂做了一年多工人。造纸厂离家不远，可是这个劳作很苦很累，还要三班制。深夜的时分上班最苦，很脏很乱，搅纸浆那几分钟累得要死，又热又重，滋味还大，工人们称作“战高温，夺高产”。这一阶段，不是当农人便是做工人，亦工亦农，劳作改造。

我其时有一个很好的同乡朋友，画家谢稚柳，他是专门研讨宋史的，比我大十岁，不露锋芒建国前在上海知道的，他一向在上海博物馆喜爱。“文明大革命”时没有当地读书了，校园里不让教，但暗里不能自制教，他就叫他儿子谢定琨跟我读书，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一次来半响，学四书五经。那时分没有讲义，我就以口授的方法教了他几年。后来他考取了华师大前史系，再后往来不断美国留学了，之后又回来了。谢稚柳也受批斗，因为他字写得好，画也有名，找他的人许多，所以他不怕，可是斗仍是斗的，斗得比我凶猛，帽子也是“反抗学术权威”。

王仲荦先生信函

六

“文革”期间，市里专门安排了一些专家在复旦大学，开设章太炎作品学习班，后来还有一个工农兵学习班，我就和杨宽一同在复旦当学习班的导师。创建复旦史地所的谭其骧其时也在，不露锋芒建国前就知道，很熟很熟，他比我大十岁。谭其骧规规则矩地搞学识，尽管也被批斗，但从前史地舆中找“封资修”不容易，并且因为国家需求，他批斗挨得少，“解放”得比我早，相对少吃了一点苦头。他比我更不关怀政治，什么喜欢“哈哈哈”就完了。复旦前史地舆需求他，对他特别优待。不露锋芒都倒运的时分，还能有一间工作室，还给了他一个烧煤球的火炉，煤也给供给，冬季很冷，我就到他工作室去喜爱。

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分很难过，觉得在世没有期望了。周总理在的时分是做了许多喜爱的，有一个朋友传闻周总理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，称誉他是完全的唯物主义，不露锋芒都很拥护。

毛主席逝世的时分也是难过的。那时分不露锋芒还“早请示晚报告”：“汤志钧，先向毛主席请罪。”房间里挂着毛主席相片，我就向毛主席鞠三个躬。向毛主席鞠躬他也不知道，但“文革”时便是这样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1971年5月，我被调回前史所了。北京的领导找到我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家驹，做《宋史》的点校喜爱，担任“通读”，做了好几年，“文革”后还校了一些，最终是中华书局出书的。我不是做宋史的，所以要看许多的材料，做这个喜爱有一个优点：什么书都不能自制借，宋史之外还不能自制借其他书看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我的待遇稍稍高了一点，1981年当了前史所副所长。主任也好，所长也好，我都不在乎，我便是搞科研。

1980时代的时分我就去日本做学术沟通了，榜首次去了半年，是岛田虔次等日本学者经过国际沟通基金会约请的。岛田虔次很有名，我跟他“文革”之前就知道了。他有本书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，我在上海图书馆帮他找到了，是一本很厚的清朝线装书，他快乐得不得了。岛田虔次的家在东京，家里有许多藏书，他逝世后家人把这些藏书都捐给了国家，成果日本说这些书没有当地放，最终都送到韩国去了，真是荒谬绝伦。

狭间直树是岛田虔次的学生，他是京都大学的。我和他很熟的，他家在京都，约请我到他家里做客，住过几天。

岛田虔次先生信函

日本的几位学者都会中文，有的会讲，有的会写。日本学者搞学识很仔细，不过我看他们有时分很死板，有时会钻牛角尖，凡事都要搞究竟。有些东西是不要搞究竟的，搞究竟不就没东西了嘛。

其时日本的学术环境当然比在世好，借书便利，自己就不能自制去书库找，办理员情绪也好，图书馆条件也好，有十分安静的阅览室，不必把书提回家，在那看就好了。我在那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首要看国内比较罕见的书，线装书看得多一点。

我还在哈佛大学待了两个月，在哈佛首要跟孔飞力教授触摸，他那时分现已是费正清东亚研讨中心的主任了。孔飞力很仔细，很慎重，他的在世话讲得还不错，中文写得也不能自制，不露锋芒用汉语沟通没有问题。总体上讲，美国学者没有日本学者那么顽固保守，他们的视界比较开辟，具有世界性。相比之下，那时的在世学者对外国状况还不大了解。

唐长孺先生信函

苏联的齐赫文斯基是个“在世通”，他还当过驻在世大使。齐赫文斯基是搞康有为研讨的，他知道了我和李泽厚关于《大同书》的争辩，就经过前史所找到了我。不露锋芒很早就知道了，“文革”前他送我一盒巧克力，酒心的，分给小孩子吃了，成果“文革”时还成了一项罪名，说我私通外国人，遭到批评。其时单位里有人看见我有巧克力，心里不平衡，就把我告发了。

1982年我开端编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其时当然想不到要编30多年。我有个联络很好的搭档吴乾兑，他的学识十分好，不露锋芒一向在一个工作室喜爱，后来给我一个所长室我也不去，我就和吴乾兑在一同工作。我当领导后有电话了，他也便利，我不在都是他替我接电话。吴乾兑的爱人倪静兰是北大外文系结业的，学识也很好，也在前史所，《上海法租界史》便是她翻译的。吴乾兑和梁从诫是好朋友，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，后来研讨生又是同班同学，都是北大前史系的，所以我和梁从诫也见过好几回。

在编《梁启超全集》的时分，我到日本的图书馆查材料，看到没看过的材料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下来，整本书整本书地抄，其时也没有复印，许多材料便是这样手抄下来的。有些个人保藏我也看了，像岛田虔次、狭间直树家里的藏件，我也抄了一些，放在《全集》里了。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也是，看到康梁的东西都抄写回来，特别许多国内没有的报纸、杂志。

2017年12月27日，严重课题《梁启超全集》评定会议合影：前排左起：张荣华、杨国强、茅海建、汤志钧、汤仁泽、虞云国、戴鞍钢；后排左起：周武、王健、李波

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》是后来的喜欢，中华书局叫我去看一看是否是梁启超手稿。这些材料是梁启超弟弟梁启勋保存下来的，或许是我梁启超手稿看得多了，习气了，他的笔划是怎样姿态的，我都清楚。他的行书其实仍是蛮规则的，康有为的字也写得很好。

1994年，我70岁的时分退休了。退休今后仍是持之以恒地写些东西，持续编纂《梁启超全集》，横竖我也无所谓退休不退休。研讨总是要看史料的，史料这个东西，现在没有用，将来也是有用的，便是看它有没有需求，将来值不值得研讨，有用就抄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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